长三角工业经济因水而兴，但同时存在用水问题，水资源和水环境对经济发展约束长期存在。在“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的水资源管理理念指导下，注重水资源节约与水环境保护、促进区域绿色发展是突破工业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论文聚焦水资源和水环境对工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双重约束，探索在水资源与水环境约束下长三角地区工业绿色GDP及其发展效率变化趋势和地区差异，以此提出对策建议。论文以长三角3省1市为例，2006—2019年为样本，利用改进后的资源损失价值调整法核算工业绿色GDP，并以此为产出指标，并采用超效率SBM模型评价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整体工业绿色GDP占比逐年上升，耗减经济损失和降级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水资源浪费和污染问题逐步改善；2）从时间趋势看，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与无约束下的发展效率差异逐渐缩小，从地域差异看，上海、江苏工业经济发展效率处于较高水平，浙江、安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始终低于有效状态，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的来说，长三角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依赖程度随时间推移不断减弱，但依旧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基于此，为降低资源耗费和环境成本，进一步减少工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依赖性，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出如下建议：加快资源利用与环保技术创新，实现从源头上减少对水资源的消耗与浪费，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抑制水质下降；优化水资源定价模式，综合供需平衡、利用效率、循环利用率等因素，实施差别定价；建立水资源一体化综合管理机构，以强带弱，不断减少地方差距，全面实现联保共治。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其中生态补偿绩效评价体系对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与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研究目的】通过对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源地当前的生态补偿绩效进行评价，并基于当前的绩效评价结果测算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标准，为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通过构建水源地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CRITIC法得出综合权重，结合变权物元可拓模型，动态评价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源地目前的绩效结果，并运用成本法与生态服务价值法，通过水源地占比系数、供水系数与政策重要性系数进行修正，计算得出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标准区间，并进一步进行水源地生态补偿绩效评价定性分析。【研究结果】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源地目前绩效评价等级变量特征值为3.699 34；生态补偿资金标准区间为[9 693.00，14 559.75]，其中分配到扬州、宿迁、淮安、徐州4市的资金标准区间分别为[2 011.50，3 368.25]、[2 787.75，3 327.75]、[3 732.75，5 157.00]、[1 161.00，2 706.75]（单位：万元）。【研究结论】水源地目前绩效评价等级为良，且偏向于优，说明江苏省水源地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较好，但仍有进步空间；水源地的生态补偿资金标准区间为0.97亿～1.46亿元，其中分配到淮安的生态补偿资金最高，分配到徐州的生态补偿资金最低；生态补偿资金的注入使得评价指标均向好发展，其生态补偿绩效结果必然优于目前的绩效结果。水源地实行生态补偿将会促进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以及进一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水信息披露正在成为高水敏感企业向资本市场传递信号并获得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企业是否以及如何披露水信息开始成为政府、社会及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以2016—2018年沪市A股化工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从企业特征、内部治理、财务状况以及外部影响因素4个视角探究了其对水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上市年限、资本密集度、总资产收益率、社会监督压力与水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董事会比例、托宾Q值与水信息披露水平负相关；而股权集中度、资产负债率、设备更新率及企业所处区域经济水平对水信息披露影响不显著，未通过模型检验。为了提高化工企业的水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建立水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和财务状况、强化外部监督机制等相关建议。

生态补偿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机制，补偿标准的确定和补偿资金的分配是生态补偿的难题。文章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利用GIS和遥感技术，分析了扬州市2010年、2015年和2018年土地利用类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确立受水区生态补偿支付标准上限，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ECPS）对水源地各区补偿的迫切程度进行量化，并建立补偿资金分配机制。研究表明：1）2010—2018年扬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显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553.58亿元降低到467.99亿元，其中水体和水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最为显著，占比90.38%；2）受水区应给予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0.91亿元，而支付标准上限为13.59亿元，二级服务水文调节价值占比80.02%，是补偿的核心；3）补偿顺序和补偿资金分配情况依次为高邮市（10.13亿元）、宝应区（5.08亿元）、邗江区（2.81亿元）、江都区（1.79亿元）、仪征市（0.93亿元）和广陵区（0.17亿元）。最后从明确补偿对象、建立监督机制、形成多元化补偿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完善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

跨流域生态补偿是提升生态资本价值、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政府在对具备社会环境效益、影响公众利益的生态补偿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产生声誉问题，通过对水源地和受水区的博弈情景设定，在考虑损失成本、生态收益以及转移支付等显性利益因素的同时，将声誉等隐性因素考虑在内，引入流域管理机构和政府声誉函数，构建生态补偿演化博弈模型，探讨水源地和受水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并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利益相关主体行为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双方合作的演化方向主要受奖惩力度、水源地保护成本、受水区转移补偿金额、治污效益、声誉转化效益等10个因素的影响，并提出强化流域管理机构职能、提高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构建声誉水平评价机制以及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途径等对策建议。

为了保障排水权交易定价的公平合理性，促进排水权交易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公平偏好理论构建了排水权交易定价的非对称信息讨价还价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求解三阶段讨价还价的博弈均衡解，利用Matlab R2014a进行数值模拟，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参数对最优定价和博弈效用的影响，结果显示：1）卖方愿意接受的最低补偿或买方愿意支付的最高补偿越高，最优报价越高；且买方愿意支付的最高补偿、卖方愿意接受的最低补偿增加幅度相等的情形下，前者使最优报价增加的幅度大于后者。公平偏好和贴现因子对不同博弈阶段的最优定价不产生直接影响。2）若卖方愿意接受的最低补偿越低且买方愿意支付的最高补偿越高，即谈判区间越大时，买卖双方能取得更高的博弈效用；买方（卖方）谈判贴现因子越大，买方（卖方）所获得的博弈效用越大。此外，若公平偏好维持一定水平，则随着贴现因子的增加，即使买方先行报价且双方保持收益增量相等，买方的整体效用水平也低于卖方博弈效用。

维持社会稳定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国家对重大决策建设项目提出了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要求。重大水利工程是重大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识别出20个重大水利工程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构建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将可拓物元理论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相结合，构建指标经典域和节域，计算评价等级的综合关联度，形成基于熵权可拓物元模型的重大水利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法。以W河道整治工程为典型案例，研究表明：该工程低风险等级关联度最高，即该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在采取一定预防措施后可以接受，与工程实际情况相吻合，验证了该评估方法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并针对评估结果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研究结果为重大水利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供了新思路，对实现重大水利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预警起到推动作用。

在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以联合国1993年修订的核算体系为主体中，耕地部分只反映了种植的农产品的收入，却没有反映导致的耕地资源环境污染的损失。针对耕地资源价值的低估和对其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代价问题，以江苏省为例，对耕地资源耗竭成本、耕地资源环境降级成本和耕地资源恢复收益进行分析，采用收益倍数法、污染损失率法等评估方法构建核算模型，计算得出基于耕地资源价值调整的绿色GDP，结果显示： 基于耕地资源价值调整的绿色GDP逐年上升，耕地资源保护效果优于耕地环境整治效果；江苏省耕地环境降级成本占传统GDP比重最高且逐年波动增加，耕地污染情形依然不容乐观；江苏省耕地资源恢复收益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土地整治综合效益。研究结果对耕地资源质量提升和保护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价值。